​唐宋外来药物的输入与中药化
2020-01-01 10:52
唐宋外来药物的输入与中药化
已发表于:中国中药杂志,2016,41(21):4076-4082.
吴孟华 赵中振 曹晖
暨南大学药学院岭南传统中药研究中心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摘    要:经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外来药物来到中国,补充和丰富了我国的传统中医药。外来药物的输入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尤其是外来香药,填补了中国本土芳香走窜类中药的空白,宋局方中应用广泛。该文通过整理唐宋时期外来药物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从唐宋时期外来药物的品种和数量、使用状况及本土化趋势等角度进行总结。外来药物自唐至宋逐步被给予了中药化的功效阐释,唐时昂贵的乳香等香药在宋代逐渐平民化,宋代的外来药物引种栽培亦略有发展,外来药物与传统中药的界限逐渐模糊,外来药物开始中药化。外来药物的输入在唐宋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外来药物; 香药; 中药化; 唐宋;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medicinal material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U Meng-hua ZHAO Zhong-zhen CAO Hui
Research Center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Lingnan (Southern China) ,College of Pharmacy,Jinan University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Many foreign medicinal materials that were imported to China via the Silk Road and maritime trade have enriched Chinese medicine. Imported foreign medicines reached a high point by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particularly in the case of aromatic medicines,which supplemented domestic Chinese aromatics and were widely employed in official dispensaries in the Song Dynasty.This study investigated historical records related to imported Chinese medicines in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focusing on their varieties,quantity,use,and localization trends. Foreign medicines were assimilated as Chinese medical theory was applied to interpret their effects,and aromatics such as frankincense that were extremely expensive in the Tang Dynasty became accessible to common people by the Song Dynasty. By the Song Dynasty,some foreign medicines began to be domestically cultivated 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foreig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became blurred; foreign medicine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Chinese medicines.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medicines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as 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that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foreign medicinal materials; spices; localization as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中国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医药文化是其支流之一。自“神农尝百草”以来,中药的品种日积月累,时至今日,已达上万种之多。《中国药典》2015年版收载常用中药材600余种。这些常用中药,看似姓“中”,实际上许多都曾经是外来药物,他们随着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渐渐繁荣来到中国。外来药物在经历了被中医药文化接收、吸纳和消化之后,他们的外来血统渐渐隐藏起来,变成了地道的“中”药材。有的甚至在中国寻找到合适的生长环境,落地生根,到如今已俨然一幅土生土长的姿态。
        外来药,顾名思义,指来自中国之外的药物,经陆路或海路而来。外来药中以香料药材居多,故又有香药之称。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陆上丝绸之路以来,大量的胡药从西域而来。“胡”这个名称在古代中国专门指称中原王朝北方边境的邻人,到中世纪时,“胡”开始主要用于称呼西方人,特别是用来指波斯人。“胡药”则通常用来指称来自胡人居住地或经胡人贸易引入中国的药物。唐代中后期,南方的海上贸易不断发展,海外药物经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的传入中国,五代十国时期波斯籍商人李珣著书《海药本草》,使外来药又有了“海药”的称法。而后在宋代,中国开始出现了大型的航海船,纷繁热闹的海上贸易给中国带回了更多世界各地的药物。各种外来药物大多沿用至今,在中医药和中国饮食中均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唐宋外来药物在品种和使用上的变化,探讨外来药物对传统中医药的推动作用,以及外来药物中药化的历史进程。本文仅以目前仍使用的中药材作为研究对象,特此说明。
1 外来药物品种和数量的变化
        中世纪的远东,对于药品、食物、香料以及焚香物品并没有明确的区分[2] 。外来药物中,香料占很大的比例。以乳香为例,乳香在《圣经》和印度古医学著作《Charaka》中已有记载,是生长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及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橄榄科植物卡氏乳香树Boswellia carterii Birdw及其同属植物皮部渗出的油胶树脂[3] 。乳香在西方主要用于宗教场合,常作香熏料祭拜神灵。作为药材,则用于印度的阿育吠陀(Ayurvedic)医学和中国的中医。外来药在他们生长的本土有的仅仅作为贵重香料,传入中国后,在中药取材广泛的环境下,得到了传统中医对其性味功效的阐释,慢慢跻身于中药的行列,并在之后的岁月里,融合为中药大家庭的一份子。
1.1 唐代
        大唐,中国历史的盛世至今仍让中国人引以为荣。那时,唐朝在整个亚洲地区声名显赫,并远播到远东地区。不仅仅因为皇室拥有胡人血统,随着唐朝接待胡人引入的各种奇珍异宝,从皇室到贵族阶层、再到百姓,崇尚外来物品的风气越发盛行。公元8世纪末,诗人元稹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4] 形象生动的描述了那个时代唐朝人崇胡的景象。唐朝人对外来物品和文化的推崇,使波斯、印度及东南亚各国的药物备受青睐,这必然扩大了外来药物的引入,尤其是香料药物。
        唐贞观十六年(642)乌荼进贡龙脑香,开元二十二年(734)林邑进贡沉香,长庆4年(824)波斯进贡沉香亭子材……[5] 。唐代的外来药物中,朝贡的药物在数量和种类上都只占小部分,大部分的外来药物是通过贸易输入到中国的。关于中世纪国际贸易的主要商品,全汉升[6] 写道:“说到当日(指唐代)扬州国际贸易的商品,当以珠宝及贵重药品为多;因为这些商品无论是由外国输入,或是向外输出,都须远涉重洋,从而须负担一笔巨额的运费,而这一大笔运费,只有价值大而体积重量小的奢侈品才能负担得起”。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在《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中对中世纪国际贸易的主要商品香药也作了精辟的论说,“香料是这种贸易(指国际贸易)的首要商品。一直到最后,香料所占的首要地位始终未变。香料不仅创造了威尼斯的财富,也创造了地中海西部所有大商埠的财富。……载运的方便和售价的昂贵,使香料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因此,中世纪的贸易是以奢侈品的贸易开始的。所谓奢侈品的贸易就是成本较低、利润较高的贸易”[7] 。
        唐代之前,中国对外交通主要是依靠西北部的陆上“丝绸之路”。安史之乱之后,陆上“丝绸之路”经常受阻中断而逐步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海上交通的逐步繁荣。海上交通靠航海船,航海船和陆上的交通工具相比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它的装载空间很大,即使是大型的建筑用香料木材也能承载。如长庆4年(824),波斯商人李苏沙进贡沉香亭子材。此外,航海船的容量之大,也是陆上运输无法比拟的。
        航海船需要有足够吃水能力和转运便利的港口,唐代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福建泉州、广东广州和江苏扬州等,当时的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得到政府的保护。唐文宗太和8年(834)曾有谕旨规定:“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带加存问,除纳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加重率税”[8] 。福建泉州在唐代是“南海香舶”“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9] 的外贸之地。《广东通志》载曰:“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来,最大者为独樯舶,能载一千婆兰(番人谓二百斤为一婆兰);次曰牛头舶,比独樯得三分之一;又次曰三木舶,曰料河舶,递得三之一。贞观十七年,诏三路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10] 。《唐大和上东征传》也有描述:“(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11] ”。
        可见广州港口在当时海外贸易已颇具规模,尤其是外来香药。唐代政府开始设置海关官员和外来商品交易区,并初步设定了相关税收政策。从《旧唐书》中“上元元年(760)……寻为邓景山所引,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12] 。又能看出,唐代居住在扬州的外国商人至少数以千计,亦可从侧面反映扬州外商贸易的繁荣景象。
         外来药物涉及的品种繁多,有安息香、没食子、乳香、没药、血竭、诃黎勒、沉香、苏合香、檀香、苏木、阿魏、青木香、丁香、荜茇、胡椒、槟榔、橄榄、番红花、葫芦巴、胡黄连、芦荟、砂仁、人参、牛黄、苏木、白豆蔻、肉豆蔻、犀角、余甘子、青黛、龙脑、珍珠等。五代时李珣《海药本草》,120余种药材中96种药材注明产地为外国[13] 。外来药输入中国数量之大,由韩愈《送郑尚书序》中言:“蛮胡贾人,舶交海中,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14] 。《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了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曾在扬州购买麝香二十剂,沉香、龙脑、安息香、青木香、熏陆香(乳香)等六百余斤,荜茇、诃黎勒、胡椒、阿魏等五百余斤。书中也记载了万安州(今广东万宁北)大首领冯若芳打劫波斯商船之事:“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三二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11] 。由此可知,当时波斯商船装载规模之大,以及波斯商人常以经营乳香和苏木等香药为主。
1.2 宋代
        宋代的海外贸易较唐代更为兴盛,唐代各贸易港口停泊的船以外国船居多,如“(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而到了宋代,随着中国造船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政府鼓励富豪造船到海外经商的政策,海上航路不断扩展,中国船只亦大量增加,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外国或中国商人将更多的海外药物运到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运往航路各地:“宋开宝四年(971),置市舶司于广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淳化二年,始立抽解二分。凡诸番之在南海者,并通货,以金锡缗金,易其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鼍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番布、乌樠、苏木、胡椒、香药等物。太宗置□务于京师,诏诸番货至广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其后,有诏非奇珍物,皆听市。后又诏他货之良者,亦听市其半。大抵海舶至,征其什一,而给其余价值。岁入以数十巨万计,县官经费有助焉”[10] 。从《广东通志》这段记述可以看到,宋朝政府开国之初便很重视外来商品贸易,不仅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市舶司管理外来商舶,还规定象牙、犀角、乳香、玳瑁等珍奇之物由官府垄断经营,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和税收。
         “香,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建炎四年(1130),泉州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15] 。直至南宋,乳香依然是官府获利的主要来源之一。“元佑三年(1088),锷(密州知州范锷)等复言。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未免欺隐”[15] 。除官方的香药经营外,民间亦有商人私下交易。而木香、槟榔、沉香、檀香、胡椒等属于放通,抽解后,可由商人自由贸易[16] 。
        同时,也有很多国家来华朝贡。所贡之外来药物主要是本国土产,如高丽贡人参、硫磺;交址、占城、三佛齐等东南亚国家贡象牙、犀角、玳瑁、珍珠以及各种香料、香木;大食贡芦荟、香料;黄麻驻和牛仑贡肉豆蔻;于阗、龟兹贡乳香等,还有盛产于渤泥的腽肭脐[17] 。
        例如,《宋史》488与489卷记载各国之贡品包括:开宝八年(975)来自交址的犀角、象牙、香药,至道三年(997)来自交址的犀角、象牙五十枚,大中祥符元年(1008)来自交址的犀角、象牙;建隆二年(961)来自占城的犀角、象牙、龙脑、香药,天禧二年(1018)来自占城的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豆蔻六十五斤、沉香百斤、茴香百斤、槟榔千五百斤;太平兴国五年(980)来自三佛齐的香药、犀角、象牙;熙宁十年(1077)来自注辇的犀角、象牙、乳香、丁香、木香、阿魏等,诸如此类。
        仅从朝贡之物的数量和各国朝贡的频率来比较,宋代已远远超出唐代。宋朝对贡物采用“估价酬值”的办法,贡物估值后,回赐金、银、钱、丝织品等以偿其值,如绍兴二年(1132),“占城国王遣使贡沉香、犀、象、玳瑁等,答以绫、锦、银、绢”[15] 。此举大大促进了蕃夷诸国来华进贡的积极性,使诸国及其商人很乐意准备香药、犀角、象牙之类的物品前来朝贡。此外,宋太宗还采取措施吸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雍熙中(984—987),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司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绍兴元年(1131)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然海商入蕃,以兴贩为招诱,侥幸者甚众”。从“建炎四年(1130),泉州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开宝九年(976)壬戌,钱俶进贺平升州银绢、乳香、吴绫、□绵、钱茶、犀象、香药,皆亿万计”“绍兴元年(1131)大食蕃客啰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等《宋史》[14] 记载可见,宋代时乳香仍然为外来药物的大宗商品。以至于“番商贸易至,舶司视香之多少为殿最”[17] ,宋代海关以乳香的多少作为审视番商的标准。
        宋朝政府对医药十分重视,多次修订本草,宋太宗时成书的《开宝本草》(974)收药983种,较唐本草增加新药139种。此后,每过若干年,政府都组织医药学家进行新的修订和补充,如《嘉祐本草》(1060)收载药物1 082种,参照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1082,收载药物1 558种)修订的《政和本草》(1116)收载药物1 746种,以及南宋时的《绍兴本草》(1159)。新增的药物中,有很多都是外来药物。将宋代各本草书籍与唐《新修本草》和五代《海药本草》的品种比较,属于外来药物的新增品种有载于《开宝本草》的莳萝子、红花、艾纳香、使君子和载于《宝庆本草折衷》的草果等。
        可见,宋与唐相比,外来药物增加的品种不多,但整体输入数量则大幅增加。
2 外来药物的使用状况
2.1 唐代
        唐人崇胡,外来药物融入了唐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信仰、饮食、美容熏香、医疗等。外来药物在唐朝人的心目中往往有着崇高的地位,唐朝的本草著作中,在比较本土与外来药物的效能时,常常认为本土出产的药物质量比不上外国出产的同类药优良。
        唐太宗时期,高僧玄奘西天取经,带回的不只是佛经典籍,也有印度的文化、檀香的佛像等。唐朝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鼎盛时期,这段时间出现了大量的佛像,其中有许多佛像都是用檀香雕刻。檀香不仅被唐人用于雕刻佛像,还用于建造寺院之楼阁、僧徒所持之锡杖等佛教圣物。此外,檀香还是信徒和僧众礼佛所熏燃的主要香料。据《宋高僧传·唐京兆大安国寺僧彻传》记载:“(唐)懿宗皇帝留心释氏,颇异前朝。遇八斋日必内中饭僧,数盈万计。帝因法集躬为赞呗,彻则升台朗咏,宠锡繁博。敕造栴檀木讲座以赐之,又敕两街四寺行方等忏法,戒坛度僧各三七日,别宣僧尼大德二十人。入咸泰殿置坛度内,福寿寺尼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雕造真檀像一千躯”[18] 。唐懿宗不仅以檀香雕造佛像千躯,更以檀香造成讲座赐给大安国寺高僧彻。陈陶《题豫章西山香城寺》:“十地严宫礼竺皇,栴檀楼阁半天香。祇园树老梵声小,雪岭花香灯影长”。
        王维《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则流芳忽起,杂英乱飞,焚香不俟于栴檀,散花奚取于优钵”[9] 。从这2首诗(序)可以看到檀香也用于寺院的楼阁建造和熏燃香料。
        唐穆宗时有诏书写道“入景陵玄宫合供千味食,鱼肉肥鲜,恐致熏秽,宜令尚药局以香药代食”[12] 。香药亦用于烹调肉类食物。由马王堆出土汉墓中发掘出的辛夷、花椒、姜等香料可见,汉代早期中国食用的香料种类并不是很多。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葱蒜,以及之后外来香料的引入,逐渐丰富了中国人食物的风味,至唐代时,胡人的饮食习惯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大的改变莫过于胡椒的大量使用。《酉阳杂俎》中写道:“胡椒……子形似汉椒,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19] 。唐宰相元载抄家时(777),“籍其家,钟乳五百两,诏分赐中书、门下台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称是”[20] 。中国于1951年始从马来西亚引种试种胡椒成功,历史上所用之胡椒皆为进口。作为当时的贵重香药,如此巨量的胡椒也可间接反映出唐人对胡椒的热衷。除胡椒之外,荜茇也有用于食物调料的记载,《新修本草》写道:“荜茇生波斯国。丛生,茎叶似酱,其子紧细,味辛烈于酱。胡人将来,入食味用也”[21] 。
        唐代在美容和医疗中使用外来香药的实际数量迄今已很难统计,但是可以从唐代的传世医方书看到一些当时的使用情况。以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为参考,“面膏,去风寒,令人面光悦,却老去皱方:青木香、白附子、白蜡、白芷、芎藭、零陵香、香附子各二两、茯苓、甘松各一两、羊髓一升半炼。右十味咀,以酒、水各半升,浸药经宿,次日煎三上三下,候酒、水尽,膏成,去滓。取傅面如状,若有□□皆落”[22] 。此去皱美容方10味药之中有青木香、白附子、甘松香3味外来药。“治七孔臭气,皆令香方:沉香(五两)、蒿本(三两)、白□瓣(半升)、丁香(五合)、甘草、当归、芎藭、麝香(各二两),上八味末之,蜜丸,食后服如小豆大五丸,日三,久服令举身皆香”[23] 。此体香方8味药中含沉香、丁香、麝香3味外来药。
        “五香连翘汤,治小儿风热毒肿,肿色白,或有恶核瘰,附骨痈疽,节解不举,白丹走竟身中,白疹瘙不已方:青木香、熏陆香、鸡舌香、沉香、麻黄、黄芩各六铢、大黄二两、麝香三铢、连翘、海藻、射干、升麻、枳实各半两、竹沥三合。右十四味咀,以水四升,煮药减半,内竹沥,煮取一升二合,儿生百日至二百日,一服三合,二百日至期岁,一服五合,一方不用麻黄”[22] 。此五香连翘汤14味药中有青木香、熏陆香、鸡舌香、沉香、麝香、海藻6味外来药。也有“五香汤治热毒气卒肿,痛结作核,或似痈疖,而非使人头痛、寒热气急者,数日不除杀人:木香、藿香、熏陆香、沉香、丁香(各二两),上五味咀,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三服。不瘥更服,并以渣□肿上。《千金翼》以麝香代藿香”[24] 。此五香汤所含之药皆为外来香药。唐代时,有大量官员外贬至岭南,中土之人初到南方,常常水土不服,瘴虐缠身,其中属肿痈之类的疾病较多。《千金方·丁肿痈疽》中记载:“恶核、扁病、瘭疽等多起岭表,中土甚少有。南方人所食杂类繁多,感病亦复不一。仕人往彼,深须预防之,防之无法,必遭其毒,惟须五香汤小豆散吴茱萸,皆是其要药”[22] 。
        此外,犀角也是中土人士入岭南避瘴的良药,卢仝二《寄萧二十三庆中》:“就中南瘴欺北客,凭君数磨犀角吃”[9] 。王焘所著《外台秘要》中也有很多选用外来药物的药方,如:“必效疗癖方:牛黄三大豆许、麝香一当门子大、朱砂准麝香、生犀角小枣许别捣末,以上四味并研,令极细,汤成后内之”[23] 。
        此方中牛黄、麝香、生犀角均为极其名贵的外来药物。
        唐代的民间用药情况可以从刘禹锡所著《传信方》中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传信方》其名为广为流传且疗效可信之意。刘禹锡对医学方面有深厚的造诣,他同时亦是唐代中期著名的诗人,《传信方》为刘禹锡被贬放逐南方前后收辑的验方。方中所用之药大多都是常见易得之物,其中亦可见外来药物的使用:“治痰嗽咽喉不利方:诃黎勒(诃子)其子未熟时,风飘堕者,谓之风子,暴干收之,彼人尤珍贵,益小者益佳,治痰嗽咽喉不利,含三数枚殊胜。”“治虚冷久痢方:唐太宗实录云:贞观中,上以气痢久未痊,服名医药不应,因诏访求其方,有卫士进黄牛乳煎荜茇方,御用有效。刘禹锡记其事云:后累试于虚冷者必效。”“治目赤痛方:取诃黎勒(诃子)入白蜜,研注目中,治风赤涩痛,神良。”“治湿癣方:偶于楚州,卖药人教用卢会一两研,炙甘草半两末,相和令匀,先以温浆水洗癣,乃用干帛子拭干,便以二味合和傅之,立干便差,神效。”全书收载药方50余首,其中7首用到外来药物,包括荜茇、诃子、芦荟、苏合香等[24] 。从《传信方》中这几种外来药物的使用方式来看,不难看出,这几首药方亦来自国外。《千金方》和《外台秘要》中所载的这几首药方也很容易找到外来药方的踪影。《千金方》还有明确记载来自印度的耆婆万病丸及来自波斯的悖散汤等。唐代注重佛教,大兴佛寺,建立悲田养病坊等慈善机构,很多有佛寺都有精通医术的高僧,鉴真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寺院的医术和医方一部分也来源于佛教发源国———印度,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印度阿育吠陀医学对中医药影响深远。用其方必用其药,外来药物随着外来药方的传播而越用越广。唐代外来药方对中国的影响在《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25] 、《认识印度传统医学》[26] 等书中可见详细的描述。
2.2 宋代
        外来药物在宋代,不再仅仅是达官贵人的奢侈品,也开始大量的进入了中下层平民的日常生活,涉及饮食、熏香、医疗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局方中外来药物的普遍使用,使外来药物进入中药化的时代。
        宋代官僚贵族的筵席中,香药开始担当重要的角色,“坡公《与章质夫帖》云:公会用香药皆珍物,极为番商坐贾之苦,盖近造此例,若奏罢之,于阴德非小补。予考坡仙以绍圣元年抵五羊楶为帅,广通舶出香药,时好事者创此,它处未必然也。今公宴香药别卓为盛礼,私家亦用之,作俑不可不谨”[27] 。不仅公宴用香药,私人宴会也有使用。在民间,也有很多以香药为佐料加工的食品,《事林广记》中记载了假鳝面的做法:“以菉豆粉洒,染作鳝皮色,薄作粉皮,染面筋作肉,蒸,捍定,切条,合汁,多用生姜、胡椒、莳萝、马芹、葱、酱、生乳饼研细,滤过,煎令略沸为度,熬汁,初滚时湏掠去浮沫。”“法鱼”的方法:“鲫鱼一斤,不洗,去肠,净布拭干,用神曲、红曲末各一两,炒盐二两,胡椒、莳萝、川椒、干姜末各一钱,拌匀,填鱼腹内,令满,余者一重鱼一重料物装入新瓶内,封泥,十二月造,正月十五后却取出,番转,入好酒浸满,至三四月熟,可留数年,极佳”[28] 。说明在宋代时,胡椒、莳萝等香料已经成为较常用之佐料。
        此外,宋人吴自牧所著《梦粱录》[29] ,描写了南宋都城临安的市情风物,其中就有提到“天晓诸人出市”时,“六部前丁香馄饨,此味精细尤佳。”“夜市”时“五间楼前卖余甘子”等景象。《武林旧事》[30] 里写到的市食有“香药灌肺”“沉香水”等。嚼食槟榔在宋代亦颇为流行:“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惟以槟榔为礼……广州又加丁香、桂花、三赖子诸香药,谓之香药槟榔。唯广州为甚,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
        关于焚香和熏香,《陈氏香谱》[31] 有详细的记载:“焚香必于深房曲室,矮桌置炉,与人膝平,火上设银叶或云母制如盘形,以之衬香,香不及火,自然舒慢,无烟躁气”,“凡欲熏衣,置热汤于笼下,衣覆其上,使之沾润,取去,别以炉爇香,熏毕,迭衣入笥箧,隔宿衣之,余香数日不歇”。宋真宗时的梅询[32] 、神宗时的赵扑[33] 、徽宗时的蔡京[34] 、南宋的赵鼎[35] 等都是焚香熏香的热衷者。
        宋太宗在天平兴国三年(978),诏令:“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又万余首,命怀隐与副使王郑奇医官陈昭遇参对编类,每部以隋太医令巢元方《病源候论》冠其首,而方药次之,成一百卷”[15] 。历时14年,终于在淳化三年(992)编成了《太平圣惠方》,其中以香药命名的药方多到120余首。此后,我国最早的国家药局成药处方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1151)、宋代最大的方书《圣济总录》(1118)等均收录了大量使用外来药物的药方。
        宋代中医药发展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太医局设置熟药所,后改称“惠民药局”,专门销售合剂局制作的成药(即熟药)。成药中外来药物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如流传至今仍广泛使用的苏合香丸:“苏合香丸……白术、木香、乌犀屑、朱砂、香附子、诃黎勒、沉香、白檀香、安息香、麝香、丁香、荜茇、龙脑、苏合香油、熏陆香”[36] 。苏合香丸具有温中行气、开窍醒脑的功效,对中风、中寒气闭、心腹猝痛、小儿惊厥、昏迷、冠心病之心绞痛等均有显著疗效。外来香药以其芳香走窜的特性,极大的丰富了传统中医药,它们大多具有芳香化湿,活血行气,醒神开窍的功效,在治疗心腹冷痛、气滞、疮疡痈疽等方面弥补了传统中药的不足之处。历代中医药学家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总结出各种香药的性味功效,运用于中医临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香药为主的成药还有安息香丸、丁沉丸、大沉香丸、调中沉香汤、匀气散、丁香丸、青木香丸等[36] 。从上述各药方的使用情况来看,宋代已将香药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从诃子(炮,取皮)、阿魏(细研,白面少许,溲,和作饼子,炙令黄,熟用)、补骨脂(炒香)、槟榔(酸粟米饭裹湿,包火中煨,令纸焦,去饭)等外来药物的使用方式来看,许多外来药物是经过工序颇为繁琐的炮制才入药的,而炮制是中药有别于西方草药与中国民间草药的重要特点,由此说明,这些外来药物已经被当作中药使用。中医药学家已经能从中医药的角度将外来药物用于临床,外来药物被消化为中药。即在宋代时,中国进入了外来药物中药化的开创期。
        从成药的制法而言,当中的名贵香药多磨粉入丸、散等,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用量大为减少,这也为名贵香药进入平民生活提供了便利。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大量进口的象牙、犀角依然有一部分做药用,疗效极佳。象牙有清热镇惊,解毒生肌的功效;犀角有清热凉血,定惊解毒的功效,均为磨屑入药。象牙和犀角价格昂贵,主要用于奢侈品的制作,入药者可选用制作奢侈品时剩下的边角,因此让部分平民也能有购买的能力。
        让香药进入平民生活的方式还有宋代的香药摊派。宋代乳香为官方垄断经营,乳香的大量进口,引起严重过剩,为了处理掉大批进口的乳药,官府甚至强迫百姓摊派认购。“淳熙二年,郴、桂寇起,以科买乳香为言。诏:湖南路见有乳香并输行在榷货务,免科降。十二年,分拨榷货务乳香于诸路给卖,每及一万贯,输送左藏南库。十五年,以诸路分卖乳香扰民,令止就榷货务招客算请”[15] 。乳香曾经是达官贵人专享的奢侈品,也以一种老百姓极不情愿的方式走进了他们的平民生活。
3 外来药物在中国的本土化
        中国药用植物的栽培历史悠久,《诗经》中便有桑[37] 、芣苡(车前草)、白茅[38] 等药用植物栽培或生长的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后,葡萄、大蒜等许多外来的蔬菜水果开始在中国栽培。外来药物的栽培历史相对而言要短一些。唐代仅有少数外来药物在中国引种栽培,《海药本草》中有96种药物明确注明外国产地,其中仅仙茅、余甘子、丁香有在中国生长的记载[13] :“仙茅生西域。自武城来,蜀中诸州皆有。后唐筠州刺史王颜《续传信方》叙仙茅云:主五劳七伤,明目,益筋,力宣而后补。本西域道人所传,开元元年(713)婆罗门僧进此药,明皇(唐玄宗)服之有效,当时禁方不传。天宝之乱,方书流散,三藏始得此方。”“庵摩勒(余甘子)生西国(西域、印度等地区),大小如枳橘子状。《唐本草》云:一名余甘,生岭南(广东广西)、交广、爱等州。”“丁香按《山海经》云:生东海(指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及昆仑国。(今本《山海经》无此文)”。唐及五代,外来药方的传入使外来药物的使用增多,但外来药物仍以进口为主,很少在中国引种栽培。
        宋代本草专著层出,其中苏颂编著的《本草图经》集历代药物学著作和中国药物普查之大成,详细记载了300多种药用植物的形态与产地。此外,《开宝本草》《唐本草注》等本草著作中也有一些外来药物在中国产地的描述[13] 。如荜茇、荜澄茄、白附子、沉香、没药、海桐皮等。宋代时,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这些药材已经在中国找到了和原产地类似的生长环境生根发芽。这些外来药物在中国生长后,他们的生长习性和植物形态经仔细观察,也得到了详细的记录。宋代外来药物的大量使用从某种意义上对外来药物在中国的引种栽培产生了推动作用。长此以来,这些外来药物的外来身份逐渐淡化,不仅是使用上,而且从产地上慢慢变成了地道的中药,外来药物的中药化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4 结语
        许倬云教授在《万古江河———中国古代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中写道:“中国历史,是一个接纳多元的复杂体系———这样的形象,与中国文化中心论的观点颇为不同。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39] 。中医是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体系之一,其历史悠久,与中国文化如影随形。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国文化有同样的特点。印度阿育吠陀医学、波斯医学等外来药方在唐代伴随着中国对外经济与文化的交流而大量传入中国。以外来药方为用药指导,外来药物在中国进入临床使用的繁盛时期,体现了中医药文化的容纳之量。唐后迄宋,外来药物得到中医药学家对其性味功效的诠释,弥补了传统中药的不足,在中医临床上开辟了新的疆域。宋代中医将外来药物和传统中药灵活配伍、熟练使用,唐时昂贵的乳香等香药在平民中也应用开来,宋代的外来药物引种栽培亦略有发展,外来药物与传统中药的界限逐渐模糊,体现了中医药文化的消化之功,外来药物开始中药化。
        与此同时,中医药文化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是有选择性的。波斯与印度传统医学中许多常用且疗效显著的药物并没有在唐宋时期传来中国,如欧锦葵、母菊、欧芹、迷迭香、药用鼠尾草等[2] 。中国仅仅选择了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推想而知,其原因可能包括:与传统中药相比,该药物的功效无独特性;药物的使用方式或风味不被中国人接受;又或是药物的适应病症在中国鲜有发生。而疗效显著、功效独特的乳香、没药等外来药物则至今沿用。
        外来药物的输入在唐宋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使中医药文化的宝库更加丰富,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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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中国药学会药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