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材史研究述评
2019-10-31 21:09
二十世纪初至今中国药材史研究述评
胡安徽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北碚  400715)
 
摘  要:二十世纪初至今的中国药材史研究可分为3个阶段,其一是二十世纪初的初步研究和新中国建立前的缓慢发展,其二是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曲折发展,其三改革开放至今的迅速发展和全方位研究。综观整个药材史的研究,在多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创建了良好的平台。
关键词:二十世纪初至今;药材史研究; 述评
 
药材出现的历史非常悠久,传说中的神农氏“始尝百草,始有医药”[①]以及“一日而遇七十毒”[②]即是神话了的药材开发史,因此,对药材历史的记述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甲骨文中即有药材“人参”的记载[③],确切反映了药材的开发历史由来已久。我国最早的本草典籍《神农本草经》记载了先秦秦汉时期365种药物的名称、功能和产地[④],此后相当多的本草著作以及类书、农书等都有不少关于药材史的内容,如《新修本草》[⑤]、《证类本草》[⑥]、《本草纲目》[⑦]、《植物名实图考》[⑧]、《古今图书集成》[⑨]、《四时纂要》[⑩]、《农政全书》[⑪]等,然这些著作有关药材史的内容往往先罗列前代药材产地、功能等资料,再介绍当时的药材概貌,并间有零散的考释,由此可见,中国药材史的研究历史极为悠久,反映了古人对药材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同时,本草典籍、类书、农书等不同性质的著作均记载了药材史的相关内容,农史、科技史等研究成果中亦有不少涉及药材史研究的内容,这表明药材史的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另外,在我国古代的相当长时间,医和药原本一家,宋代以后,医和药虽然分道扬镳[⑫],各自成为一门独立的行业,但二者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医离不开药,药离不开医,因此,药材史的研究成果往往与医学史的研究成果密不可分,通常以“医药”的名称出现。
纵观上世纪初期至今,对于中国药材史最早和最主要的研究来自于医药学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医药学界、史学界、农学界和科技史界等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总结这些研究成果,以便为今后中国药材史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帮助。
根据学界研究成果所关注的内容和特点,可以将中国药材史的研究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1. 二十世纪初的初步研究和新中国建立前的缓慢发展(1911-1949)
这一历史时期的药材史研究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1  从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通过多种方式对这一时段有关药材史的文章进行检索,仅有少数以“医学史”命名、部分内容叙及了药材史的著述,如《中国医学史》[⑬]、《医学史》[⑭]等。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增订伪药条辨》[⑮]。这部著作由著名医家曹炳章(1877-1956)于1927年在郑肖岩撰写的《伪药条辨》的基础上编写而成。该书介绍了111种药材的道地产地、形态、色泽、气味等自然特征,分析了当时伪药产生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危害和影响,如“得一药则赚一药之利,制一药则损一药之功,以伪乱真,以贱抵贵,巧诈相尚,夭札生灵”[⑯],并提出了应对伪药的诸多对策,如采办药材宜真、贩卖药材宜审、购买药材宜慎、使用药材宜谨等[⑰]。该著作虽有比较丰富的药材史内容,但由于主要是针对如何识别当时市场上常见的伪药而作,并非是对药材史进行的专题研究,因此研究不够全面和系统。
纵览这一阶段的药材史研究,成果甚少,且不全面、不系统。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国内战乱不断,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缺乏研究药材史的社会环境;其二,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中医学的批判和否定。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云:“(中)医不知科学,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⑱]傅斯年也曾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⑲]郭沫若则曰:“中医和我无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朗中的。”[⑳]毫无疑问,与中医联系甚密的中药材研究不可避免也会受到影响,故而,研究成果甚少,也就不可能全面和系统。
1.2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1927年代以来,国民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对作为重要经济作物的药材有所重视,在研究如何开发和利用药材资源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也研究了一些药材的开发史,如《几种国药之科学的研究》[21]、《汉药集览》[22]等。这一时期,由于西医的不断侵入和影响的不断加深,一些学者从振兴国药出发,撰写了涉及药材史内容的专著,突出的代表著作是《药物出产辨》[23]。该书由陈仁山编撰,主要介绍了731种药物的产地优劣,是研究道地药材演变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和机构开始对区域药材经济进行了研究,如《四川省之药材》[24]、《绵阳麦冬调查记》[25]、《四川药材市场概况》[26]等对四川省药材经济进行了专题研究。这些论著虽以发展当时的药材经济为主题,但也部分叙及了历史时期药材品种的开发和利用概况。另有论文对外来药材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进行了探讨,如《汉唐以来外药输入的史料》[27]、《外药输入史的考察》[28]等。同时,矿物药材也被学者们所关注,如《汉药中之矿物》[29]以列表的形式对白石英、钟乳石、雄黄等29种矿物药材的汉药名、矿物学上的名称、形状、药效和化学成分等内容进行了简要说明。又如《中国水银剂之研究》[30]对水银的开发史进行了探讨。再如《中国丹砂之应用及其推演》[31]详细追述了丹砂炼制长生之药的历史过程。这些成果虽然是从矿业史和科技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但客观上却为药材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再次体现了药材史的研究具有交叉学科研究的特点。
与世纪之初的研究相比,这一阶段药材史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研究范围有所扩大,二是成果数量增多,三是研究服务于经济需求。这些特点的出现既是因为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关注领域的扩大,还得益于国民政府为发展经济的需要不得不重视对药材的资源开发,从而不可避免涉及历史时期药材的开发和利用。但也必须正视的是,由于国民政府采取歧视中医药的态度和措施[32],一定程度影响了学界对药材史的研究,决定了该研究扩展范围和成果数量的有限。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三、四十年代,伴随着日本对中国的觊觎和侵略,不少日本人对中国的药材高度关注,编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调查报告,石户谷勉所著《中国北部之药草》[33]即是代表。该书对中国东北、华北地区及蒙古、朝鲜所产药材及其开发历史和市场销售情况作了详尽的记录。这一著作当时虽是作为日本经略中国之用,但单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其中的不少学术观点和资料都很有参考价值,它不仅介绍了当时中国北方和蒙古、朝鲜药材的产地、生产和交易状况,还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药材的开发史,其中的很多观点都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启发,例如,根据药肆的商品目录推定药材的产地,再根据药物志及生药学的知识弄清楚药材的来源,依照本草和医学文献确定药材的地位。同时,该书在叙述药材开发过程中屡次提到日本其他学者及其著作对中国药材的研究内容,显示了当时日本人对中国药材开发的强烈关注。虽然我们不能见到这些著作的原貌,但从中可以反映出日本人对中国药材史的研究已领先于同时代的中国人。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人对中国药材史的研究有很强烈的实用目的,正是这些居心叵测的研究,对中国古代药材进行了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也显示了对药材史现实关注的意义。
2.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曲折发展(1949-1978)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俱兴,各行各业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学界对药材史的研究也呈现出勃勃生机,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2.1  论文数量显著增多
统计本期专论或涉及药材史的文章,共有98篇,平均每年有3.4篇文章问世,而1911年到1949年的38年间共有专论或涉及药材史的论文60篇,平均每年仅有1.6篇文章发表[34]。显然,无论是发表文章的绝对数还是年均数,本期较上一时期均有显著增加,增幅分别约为30%和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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